莫言在诺奖获奖感言中曾反复强调，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他始终强调故事性在小说中的重要性。无可厚非，我们的小说是需要故事，但仅凭讲故事就能赢得阅读和尊重的时代应是过去了。很多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兴趣仅仅在于故事，只关注这个故事是否精彩、漂亮，但只有这个故事还不是小说。在我看来小说的故事性并不一定是精彩起伏、充满悬念的情节，而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那种不甘于被遗忘、不肯在意识里暗淡熄灭、引发你回忆和想象的性质。
“生活”一词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掷地有声的写实性，但书写生活的传统也体现在写实之中，长篇小说《生活》的非传统性，恰恰在于对现实的书写并非直观的体现，而是于潜意识的隐匿之中。在似梦似幻的书写氛围里，作者采用普通的日常语言，却在内容形式上模糊了意识和无意识界限，而在日常的语境和虚幻的梦境结合下，长篇小说《生活》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跟着作者在意识和无意识间来回穿游，以同一视角，透过多样介质，观察不同主体，体验异样经历，从而体会人性深处的深爱、嫌恶、愤怒、担忧、恐惧及怀念等。小说中传递的人性仿佛游走在真诚和虚荣之间，犹如本我与超我的拉扯，而读者从自我理性层面加以解读，在对人格结构一定程度的全面覆盖下，产生完整的关于“人”的体悟，体会现实投射于意识之中的反馈与变形。
对潜意识的叙述愈虚拟，对现实生活的探讨就愈真实，正如荣格所说：“潜意识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就会变成命运。”长篇小说《生活》从潜意识的角度观照现实生活和人性命运，宛如费里尼影像中对转瞬梦境的捕捉，又颇具卡夫卡小说创作的意识流风格，在荒诞中蕴藏哲理，在哲理中表达生活。
梦境是潜意识在脑海中的野蛮生长，潜意识层面的本我带着原始的欲望跳脱于梦境的边缘，与道德化的超我进行拉扯，而自我的理性在“快乐原则”和“道德原则”的拉扯之间，极力协调着双方的平衡，但在梦境这一潜意识肆虐的心理环境下，自我理性所遵循的“社会原则”显然不如在现实中适用，而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结构于梦境中的呈现，如同潜意识的狂欢，在现实壁垒背后对自我内心的深度叩问，亦是对人性潜藏欲望的揭露，以及在记忆中对情感的回望。长篇小说《生活》即在狂欢中进行对人性深处的深刻剖析，小说文本在梦境中真诚的发泄犹如对意识虔诚的朝拜。潜意识的梦境映射现实的影子，在对欲望、情感的投射中，梦境独有的创造性为潜意识的涌动，或说是作品的奇幻性添上了无所不能的想象之翼，使其在天马行空的幻想中，体现出虚无的荒诞，与对实际人生的深刻反思。在虚无和现实的交织间，蕴藏着无尽的人性秘密，在自我剖析式的记录中，坦诚流露。
正如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盗梦空间》中对梦的解释：我们同时在创造，又在感知我们的世界，身处梦境中的人一般不会记得梦的开头，而思维在梦中会更加活跃。
在小说中，“我”总是会看见年轻时候的自己，是被抱在手里的小孩，或者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这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而在回顾中，“我”又与不同年龄段的母亲、姐姐，甚至死去的父亲相遇，在梦境中双方的年龄差放置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合理的，但正是因为梦境的虚拟性，让这种不恰当的年龄差成为可能，犹如“年老的灵魂被注入年轻的躯体”，“我”得以以相同的年龄阅历，在梦境中观察同样年龄的亲人，现实的时空界限被打破，“我”在梦境中似乎能够听到类似平行时空的召唤，在潜意识的情感流动中，那些现实的时空鸿沟下似乎无法弥合的代际也被缝补，从而在情感上产生更为亲切的共鸣。梦中遇见的人是潜意识的投射，而这份深埋在心底的思念，在现实中不断老去，或者已经离开，但潜在的意识将这份童年的回忆，或者深沉的情感保存并安放，在生理睡眠的过程中，细细回味这份心理的慰藉或遗憾。
同样，情绪的产生也伴随着情感的思念和欲望的释放，对故人的怀念产生感伤和追忆的情绪，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则在潜意识的梦境中，以欲望的形式得以充分的释放，比如在梦境中被“我”暴打的小学同学；而在现实中受到挤压产生的恐惧与焦虑也会在潜意识的梦境中以纾解的方式，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我”在陡然陌生的工作环境中，再度找到藏在电影院的熟悉的班底。
人性具有两面性是老生常谈的共识，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中，人们多以正面积极的形象作为对自我的展示，这也是自我理性协调下的结果，就如同我们很少会当面说他人坏话，一生中即使产生无数自杀或杀人的念头，但这些念头在自我理性的控制，以及现实环境的压制下，多被遏制在冲动的开头，这样才得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这些被自我和现实所遏制的冲动未实行在行动中，是否就不复存在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外部环境何其广阔，而人的内部心理更是具有无穷尽的潜能。
被逼退的本我阴暗面在潜意识的梦境或想象中肆意挥洒几近残忍的欲望。在小说中，有许多“我”与他人决斗的片段，因为有潜意识的粉饰，所以其残忍的既视感被降低，而更体现为一种内心阴郁积攒下的疯狂发泄。当然，潜意识层面并不完全是本我的领域，道德化的超我也会出现，以此与原始化的本我相制衡，这也是阴暗面在潜意识梦境中的肆虐却并不常被人提升到现实层面的原因。
虚拟性的荒诞想象还体现在人和环境的“异化”和“变形”上。在小说中，常出现身边之物忽然幻化为他人或自己面孔的情节，当然也包括自己本体的变形，如“我”认为自己在梦境中是作为某一能够移动的机械装置的存在，疯狂攻击屋内的黑衣男子，但是在黑衣男子对“我”的控诉中，却得知自己其实是变形为一只虫子，这种自我角色的混乱的茫然感仿佛现实生活中对自我存在的迷茫，这一点与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人的异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也流露出对人类自我生存困境的反思与探索。
潜意识梦境中环境的异化体现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小说中出现过“世界末日”般的“游行”场景，一旦加入某一行进的队伍，就不可再离开，不容有置换的可能，而在梦境中“我”的认知里，并不知晓这些队伍行进的目的地是何处，甚至并不清楚行进的意义所在。这一情节与日本今敏导演的电影《红辣椒》中梦境与现实交织的盛大游行相似，繁华的游行浩浩荡荡，热闹非凡，其间夹杂着几乎所有欲望的具象，但游行队伍的终点似乎指向着彼岸的死亡。
小说在潜意识的荒诞呈现中，流动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哲理思考，作者站在人类困境的高度观察着“自我”与“他人”的世界，审视人类自身，有时在梦境的观察中，“自我”与“他人”产生矛盾与争斗，亦是一种在多重视角的焦点注视下，加深对“自我”和“他人”两种力量相互否定的制衡状态，梦境的悖论与荒谬由此产生，这是想象创造性的表现，也是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审视与思考。这一点在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也有所体现，卡夫卡小说的特点在于其叙述主体的分化与不可靠叙述，在叙述主体的分化方面，卡夫卡小说中的叙述者往往体现出多种主体人格的集合，叙述人称的不同选择，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是主体分化的一种表现，而这种表现也引发卡夫卡小说文本叙述的不可靠性，因而卡夫卡小说的两大特点是先后有序，而相辅相成的。在意识流小说的创作中，“卡夫卡式叙述者”的运用似乎也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用手法，在主体分化中产生不可靠的叙述氛围，即是意识层面流动的一大特征。
卡夫卡的小说关注“异化”主体，这在其小说《变形记》中尤为明显，作者似乎被制约在现代性的囚笼之中，自明个体被理性工具压榨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又产生出与自我脱离的异化感，这一异化或许来源于本能欲望被现实压抑所牵制的焦虑，在本我对现实压制这一“基本敌意”的对抗下，产生超脱人格的孤独感。卡夫卡似乎洞察到被强迫下的行为使社会自我与原始本我的逐渐脱离，在被支配中产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困惑感，而人类的生存困境便由此产生，自我角色的混乱与迷茫掏空人类内部的独立思考，也抹杀外部的灵动生机。在高度机械化和理法制约下的当代社会，精神分析理论往往偏向于社会决定文化的层面，在这一社会语境下，卡夫卡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更富有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生之困惑”成为一种社会囹圄下的反思，也成为对人性生机的一种拯救。
在小说“生之困惑”的主题表达下，哲理化的沉思成为自我内心剖析的一种表现，焦虑感、孤独感、惶惶不可终日的困惑感在小说所展现的梦境片段中，被一一陈列出来。以第三人称视角见证自己的死亡即身后的哀悼，是潜意识梦境中表现“生之困惑”的典型手段，小说在多个片段中都出现了“我”观察、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但由于梦境的不可靠叙述氛围，“我”在端详自己尸体时却并未展现出过多的对于死亡的悲伤与遗憾，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与释然。事实上，与其关注“身死”，不如关注“身后事”的处理，这与弗洛伊德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也有相关性，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与成长取决于快感——即“力比多”集中在何种部位，而人性快感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自我把控的意识觉醒，对于人类而言，出生是无法自我掌控的，相较而言，死亡似乎更容易被自己所控制，因而也吸引个体对其更加关注，除了死后是否体面等外在因素，还有他人对自己死亡的态度，这是一种内在情感的积累。如果说死后的仪式是否体面是对一生财富、地位积累的评价，那么他人对死亡的追悼，就是对一生人际关系交往和为人处世的总结，到了一定的年纪，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减少，对“生之困惑”是否得以明朗，取决于回顾与整合，在艾里森克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中，人类进入成年中期，即是繁殖感与停滞感的斗争，而进入成年晚期，则转变为自我整合感与绝望感的抗衡。生死弥留之际是对一生走马灯式的回顾，所遗憾的、所惦念的、所满足的、所失望的都会转变为最后的瞑目，仿佛是所有逝者在离去之际对“生之困惑”的豁然开朗，逝者离去之际的体验过于难得，但潜意识梦境中自我观照自身的死亡，就类似于这种状态，因而小说文本所能探究的，就是在意识无尽的可能中，对“生之困惑”的片段展示与深度反思。
除了观察自身的死亡，在梦境中经历他人的死亡，尤其是在潜意识创造中较为荒诞离奇的猝然死亡，也能产生对“生之困惑”的深刻的顿悟感。长篇小说《生活》中，“我”见证了一个患有癫痫的朋友的离奇行径，以及最后被大众打成一团肉泥的死亡过程，这一过程或许映射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离奇冲动始终在他人注视下被抨击致死，只是在潜意识梦境中，将现代社会所应采取的文明法则换做了几近残忍的野蛮手段，本我的发泄在更为原始的打压下竟产生出超我的道德化经验，这或许就是本我与超我在潜意识中拉扯的结果。虽然在该片段中朋友的死亡过程其实是经过了较为长时间的捶打，但当“我”捧起他手掌般大小的尸体时，给“我”和读者都带来一种生死一线之隔的猝然感，而生死如此突然，那么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生之困惑”作用于潜意识的梦境中，还涉及到现实与梦境的相互渗透。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盗梦空间》中出现12人每天在药剂师处共享梦境，而每一个梦境时间都比现实时间长很多，参与共享梦境的12人在现实中看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年老和羸弱，电影对此给出评价：当梦境成为现实，有些人入梦是为了醒过来。同样，在该电影中，也有因对梦境和现实认知的错乱，导致了对自我生存空间的混乱错觉。而长篇小说《生活》也将现实因素投射于潜意识的梦境之中，创造出让个体熟悉又陌生的环境，比如当“我”在面对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时，产生“那个男人好像是我妻子的丈夫”的混乱感，荒谬是一种真假的混乱，流露出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哲思，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究竟是真实或虚无，产生一定的反照和思考。
小说《生活》以潜意识梦境的形式追忆情感、发泄情绪、释放欲望，颇具费里尼导演的电影《八部半》的风格，梦境中不断出现的父母与妻子，对童年回忆的追忆，对浴场中女人们的鞭打，以及不时穿插的马戏团表演，让现实的压力在意识与非意识的模糊地带被充分呈现，生活投射在梦境中的好与坏，都好像《八部半》中马戏团表演式的结尾，无法逃避，却得以自我暗示，自我审判，自我排解。
梦境的虚拟性，映射了潜意识的涌动，也印证了小说中所表达的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穿透客观物质层面的，直抵人心，摆脱现实的控制，剥离自我的外壳，以极为坦诚的态度，探究潜意识中对于生活本质的观点。小说即是在对潜意识的袒露中，以荒诞的意识书写，真诚展现出写实的生活。
曾经有作家谈到一种“未完成美学”，这对我的启发很大，三岛由纪夫说过，在创作中要运用到危险因素，要勇于创造这种危险因素。我觉得，好的小说，应当最大可能地调动阅读者的智力参与，你得给他留下空间，你要做的，只是标出路标，指向可能的路径。我个人的理解是，别人能做到的，你在别的小说中能读出的，我尽可能省略。而别人做不到的，别的小说中大概还没有的或者还稀薄的，我则要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