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流行的概念，《废话》是一种跨界/跨文类写作：它介乎哲学、诗歌和小说之间，同时是其中任何类型，又都不是。它难以命名——命名在我们的世界很重要，它是上帝创世纪的主要工作之一，阿门；孔夫子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圣经》说，“事就这样成了”，事情怎么就成了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它就是“废话”。

小说是私人的，哲学和诗歌（它们有时候就是一回事），就其起源来讲，比如荷马史诗和苏格拉底，是公共的。因此，《废话》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与文本类型的跨界相映成趣，《废话》的“废话”，在私人经验与公共关怀的平行蒙太奇之间，平滑过渡，游刃有余。我想特别申明，二者之间不是比喻关系，拿私人经验比喻公共世界，如果不是自古如此，至少是现代文学的庸俗习惯。《废话》不是这样，它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在平行蒙太奇（很不幸，它被爱森斯坦和格里菲斯都搞成了比喻，但杨黎取消了它的比喻，在他这里，它就是平行）之外，它只需要借助于“小杨”的一句话。谢谢小杨，和其他胸部很大（往往，腿也很白）的女性，他们提供了取消比喻的另一个契机，神秘、性感而令人愉快。

因此，概括而言，《废话》的意思是，世界就是啪啪啪。世界主要就是说我们生存的公共世界，就是地球——当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杨黎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太阳系、银河系以及河外星系，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主要还是喜欢在地球上，尽管他不断重申“肉身飞升”，这个待会再说——而啪啪啪就是打炮的声音，就是，日批，一种私人事务。唯恐大家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杨黎绝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或者更糟糕的，一个拉康主义者。事实上，包括受到这两个神棍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群精神病，都在搞假哲学，他们假装关心人类，却致力于撕碎人本身，重点在于，没人关心世界，包括环保主义者，一群恶劣的比喻综合征患者。而我们的杨黎，回到了哲学和宗教的起源处思考，它的结论是，世界就是啪啪啪。在此，又有跨界的另一层含义，《废话》（同时）说的是世界和人，在它们之上，是“声音的发现”，恰如“要有光”。

关于“声音的发现”，我姑且称之为声音本体论，它不同于语言决定论。因为，1、声音不同于语言；2、决定论事实上低于本体论。世界就是啪啪啪，即声音本体论的一个形象表述。啪啪啪是一种声音，它源于撞击，让人想起矛盾论、辩证法和阴阳说——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它没有如此庸俗。我是说，声音，它是本体，杨黎不断更正/强调，是语言说出了世界，他的意思是说声音。在此，“废话”呼之欲出，请允许我简单点说：语言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污染了，时间越往后发展，语言的污染越严重，就看今天的互联网，语言的喧闹足以淹没一切，在它后面，则是海量的自以为是的傻逼，他们足以而且乐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由于人多势众，像委屈的屈原说的那样，导致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崔健说，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啊。“废话”的提出，是一种清洁的尝试，说是“拯救”也行。也就是说，废话，是一种哲学，乃至神学。它是诗学的基础。

《废话》的一半在讨论上述哲学/神学/诗学问题，当然，这一半本身，也是废话诗学的演绎，是“诗”本身。而另一半，则在以其哲学/神学/诗学，处理私人事务/经验，主要就是，日批问题。我们很可能因此误会，杨黎在搞啥子“身体”写作，或者搞啥子用性来获得救赎之类的bullshit。我觉得不是，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啪啪啪”是一种源于撞击的声音这一现象学问题上来。在《废话》中，杨黎嘲笑了语言是交流工具的观念，接着就写道，他跟小杨（还是三姐四姐杨姐，我记不清楚了）直接啪啪啪就可以了嘛。换言之，啪啪啪是交流，又高于交流，它构建了人们的存在及其关系。此处的关键在于，啪啪啪是一种声音，是主体的碰撞产生的声音，而不只是性交本身。这让我们想到斯宾诺莎的身心一元论：情感产生于身体的感触，它决定了人的存在。斯宾诺莎的立论，构成了驳斥自笛卡尔以降形形色色“我思故我在”式的理性/思维/语言决定论，其中就包括拉康的结构主义主体观，它们构成了当今性救赎观念的源头和核心，说白了就是，乱搞即革命。可以看到，斯宾诺莎所谓的“身体的感触”，也足以轻易变成乱搞的理论依据。杨黎与斯宾诺莎和笛卡尔均不同，他没有止步于身体，也没有停留在语言的层次上，而是提出了声音。

现在可以说说废话的诗学。基于声音本体论，它是声音的诗意，而非语言的诗意。当然，杨黎充满辩证精神地指出，声音不在语言之外。总之，废话诗学，它是在声音的组合排列中，通过对语言及其世界的“净化”而获得诗意的，因此它并不热衷于语言的变形和陌生化之类的“技巧”，尤其反对比喻，因为这些都依托于一个既有的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在变形和比喻（如杨黎所言，基于等级和秩序）中，我们只能愈加陷入语言及其世界的囚笼，而不是相反获得“解放”——至于性，它在杨黎的文本中也主要是一种声音实践，是声音而不是性交本身，被认为真正具备拯救意义。

声音颇有些神秘主义味道。杨黎在《废话》（及其他文本）中，将对声音的阐释集中于啪啪啪，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也可能与自身的历史、经验（1980年代的诗歌盛世，性经历，严打，春夏之交，确实令人难忘）密切相关。但无论如何，声音是世界与主体之源。我记得，杨黎强调道，声音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声音是一种物质（有点像身心一元论），它是什么意思？显然，对声音物质性的强调，凸显了作为哲学的“废话”世界性的那一面，那是一种古希腊/罗马式的世界观，它以对外在可（看/听）见性而非精神内在性的执着，显示出对于“不朽”的伟大追求，恰如凯撒给元老院写的诗一般的捷报：

“我来，我见，我征服。”

当然，杨黎的“肉身飞升”不能完全等同于古希腊/罗马式的“不朽”：1、它在含义上更具体，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是指肉体不灭；2、它隐隐然包含了脱离世界的愿望；3、它影影绰绰闪现着某种怀疑主义的小火苗。的确，杨黎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地球/世界，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常以“你们人类”表达自己的疏离感。有一年，大家都在虚情假意的时候，处在风暴中心的杨黎写道，“万众一心，我很孤独。”另外一次，在我对他的访谈中，他又严肃而戏谑地表示，“我写，故我不在”。因此，废话，就其整体而言，它是平静的，它反对激动，不事抒情，更别提昂扬向上、苦大仇深和悲天悯人，那简直是罪过——杨黎说，阿弥陀佛；然而，另一方面，废话，它有时候又忍不住“大声”，就像喝了酒的杨黎。与之相比，古希腊英雄，如尼采所言，时刻充斥着酒神精神，积极、主动、怨天尤人、嗷嗷大叫、装腔作势，那是一种“积极生活”的入世态度。就此而言，我们该如何对待《废话》中时刻出现的勃起呢？在另外的地方，杨黎描写了因勃起而发光的龟头，它们都像尼采一样强硬。勃起，是废话的酒神精神的显现，但在废话之中，它终究属于语言/声音的范畴。

我的意思是，杨黎是一个现代人，虽然拒绝了心理描写，他的内心毕竟丰富、复杂、深邃，就像他意识到的宇宙一样。他不可能像一个相信“地心说”的开心的古代人那样保持乐观主义。杨黎，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也多次劝兄弟们，他说，兄弟啊，要努力，最重要的，他相信“诗可群”，简直要成为一个诗学共产主义者，然而，他终于体会到了孤独，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的孤独。

“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一方面是后人对古希腊的误解，一方面它也是正确的（很辩证法）。单纯而伟大，不瞎鸡巴激动，同时又积极生活，我想了想，这可以算是作为哲学/神学/诗学的废话的追求。不错，听起来有点矛盾，这是杨黎的矛盾，这也是废话的悖论——事实上，伟大的宗教和哲学，哪个不是如此？